從“土紙”到“楮皮紙”，談談晉代造紙業的進步和“以紙代簡”
發布于2020-08-03 有2264人閱讀
西晉至南北朝是我國造紙業的成長時期。其特點是：造紙業有了較大的發展規模，紙張取代了簡牘，成為社會上主要的書寫材料。
一、東晉已用稻、麥草造“土紙”
晉朝建立后，社會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轉，文化也發達起來，對紙張的需要量加大，造紙業就要求有更多的原料供應生產。尋找造紙新原料的課題，提到日程上來了。公元317年(東晉)晉元帝司馬睿，建都金陵(現南京)，中原地區的造紙法通過人民的交往傳到長江流域和江南一帶。
江南山青水秀，地理、氣候條件良好，繁茂的植物打開了人們的眼界。勞動人民選擇了草(稻、麥稈)、藤(皮)作為造紙的新原料。因為以前造紙用的麻料，如破(麻)布、麻(線)頭、漁網之類都是廢舊物品，所以很自然地就會想到試用屬于糧食作物(稻、麥)副產物的稻稈、麥秸等來造紙。不過，稻麥草纖維較短，制成的紙張質地較粗、不耐用。故東晉的范寧(公元339至401年)，在浙江做官時，發出“教令”(通告)說：“土紙不可作文書，皆令用藤角紙”。藤角紙就是藤紙。范寧的話說明兩個問題：第一是東晉已用稻、麥草造“土紙”，但是質量不好；第二是當時藤紙流行，質量較高。
由此可知，在公元四、五世紀左右，我國已經用稻麥草造紙，是世界上利用草類原料最早的國家。“土紙”即草紙，在我國安徽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等地，至今還把草紙俗稱“土紙”。一般用稻麥草纖維手工抄成的紙張，質量低，多供衛生用，“故不可作文書”。關于藤紙，據張華(公元232至300年)編的《博物志》一書中記載：“剡(音善)溪古藤甚多”。 剡溪即現今浙江嵊縣一帶。該地出產藤樹，又有溪流江河，是發展造紙業的好地方。藤紙因是用藤樹皮的長纖維造成的，故質量較高。
在北方，造紙原料從麻擴大到楮皮。楮就是構樹，也叫谷樹。系落葉喬木，開淡綠色花，果實呈紅色，皮部纖維強韌。
公元五世紀北魏賈思勰所著《齊民要術》一書內有專章介紹楮的種植方法和情況。賈思勰做過高陽郡(今山東境內)的太守。他寫的這本書是對北朝所管轄區域內農副業生產的總結。其中著重指出，種楮是為了給造紙業開辟原料來源，用楮造紙的第一道工序是通過蒸煮剝取楮皮，它可作為商品出售，收益很大。這就是南北朝乃至以后若干年，推廣楮(皮)紙生產的歷史背景。農家常把加工后的楮皮出賣給造紙業，造紙業獲得了充裕的楮皮原料。于是楮皮紙就在社會上大大流行起來。
南北朝時有個叫張永(?～475年)的人，能自制紙墨，他造紙取其紙面平滑流利便于行筆。據《宋書》載：“張永有巧思，紙及墨皆自營造，上每得永表，啟輒執玩嗟自嘆，供御者了不及也”。這說明，鉆研造紙技術已受到人們的重視，民間所造的紙張，有的甚至比皇宮所用的紙還要好，張永能常給皇帝上書，在封建社會里當然不是普通人。與其說是他“有巧思”，不如說是幫他造紙的工匠有智慧。
三、晉代紙與漢代紙對比，質量已有了較大的改進
晉代以后，直至南北朝，我國造紙業獲得了較大的進步。史書上有記載，面且又有傳世和出土的實物佐證。如果我們把晉代紙與漢代紙加以對比，即可看出：兩種紙的質是有著明顯的不同。
例如現存故宮博物院內的《平復帖》，是用晉代麻紙所寫，它比寫有漢隸字的額濟納紙要好得多。從而使我們知道在造紙業發展中，這個時期紙的質量已有了較大的改進。
四、以紙代簡
晉代的文化事業較為發達，讀書、抄書、藏書之風日盛。據記載：晉初(公元289年)有官書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；宋元嘉八年(公元431年)有書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；梁元帝時(公元552至555年)在江陵有書七萬余卷……。至于私人藏書也漸漸地增多。晉代的郭泰私人藏書五千卷。張華(公元232至300年)搬一次家，就車載書籍三千乘(輛)。梁武帝(公元502至549年)時“四境之內，家有文史”。(張秀民：《中國印刷術的發展及其影響》)。這都是造紙業發達促進文化事業發展的結果。
因為只有在價廉、適用的紙張能獲得充分供應的情況下，才能普及、提高人們的文化知識。當然，這跟造紙工匠的辛勤勞動是分不開的。
紙張的大量生產與應用，使竹簡、木牘、縑帛逐漸縮小“世襲之地”。由于紙的運筆效果比竹木好得多，書法開始流行起來，王羲之(公元321至378年)和王獻之(公元344至488年)都是東晉時代著名的書法家。相傳王羲之做永嘉的太守時，常臨池學書，池水盡盤。后來，北宋的畫家米芾(公元1051至1107年)曾寫了“墨池”兩個大字，立于池側，作為紀念。他們寫字所用的紙，雖然叫做“布紙”，其實是用廢麻布所造，也就是麻紙。王羲之有一次送給謝安(晉代大官)麻紙九萬張，可見那時已能大量生產質量較好的紙張。
紙張普遍應用后，抄書之風流行。保護紙張的問題也提出來了。
紙張除了要受水、火、老鼠等災害之外，還會遭受“書蟲”(又名蠹魚，即毛衣魚)的蛀蝕。人們為了與蟲害作斗爭，發明了保護紙張和書卷的各種辦法。
葛洪（公元281至341年)用黃蘗汁浸染麻紙，在此基礎上，又發展成把紙進行“入潢”處理的方法。西晉陸云(公元262至303年)，給他哥哥陸機(公元261至301年)寫信，要陸機把寫文章用的紙進行“入潢”處理，以便保存。所謂入潢，就是將麻紙放到黃蘗汁中浸一下，立刻取出晾干，這樣就得到“黃麻紙”(即黃色的麻紙)。黃蘗中含有生物堿，主要是小蘗堿(黃連素)可防蟲蛀。
此外，所謂雄黃治書法也出現了，這種方法就是把雄黃或雌黃磨成極細的粉末，和以膠料做成“墨錠”那個樣子。用的時候把它放在石板上研磨成黃汁，用來涂去黃麻紙上寫錯的字，另行重寫。
黃麻紙能防蟲，又有改寫錯字的輔助方法，從而提高了紙的實用性。東晉末(公元397至418年)安帝的太尉(相當于丞相的官職)桓玄下令說：“古者無紙故用簡，今諸用簡者，宜以黃紙代之”。至此士大夫階級作書和官府的公文都改為用紙了。
晉朝建立后，社會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轉，文化也發達起來，對紙張的需要量加大，造紙業就要求有更多的原料供應生產。尋找造紙新原料的課題，提到日程上來了。公元317年(東晉)晉元帝司馬睿，建都金陵(現南京)，中原地區的造紙法通過人民的交往傳到長江流域和江南一帶。
江南山青水秀，地理、氣候條件良好，繁茂的植物打開了人們的眼界。勞動人民選擇了草(稻、麥稈)、藤(皮)作為造紙的新原料。因為以前造紙用的麻料，如破(麻)布、麻(線)頭、漁網之類都是廢舊物品，所以很自然地就會想到試用屬于糧食作物(稻、麥)副產物的稻稈、麥秸等來造紙。不過，稻麥草纖維較短，制成的紙張質地較粗、不耐用。故東晉的范寧(公元339至401年)，在浙江做官時，發出“教令”(通告)說：“土紙不可作文書，皆令用藤角紙”。藤角紙就是藤紙。范寧的話說明兩個問題：第一是東晉已用稻、麥草造“土紙”，但是質量不好；第二是當時藤紙流行，質量較高。
由此可知，在公元四、五世紀左右，我國已經用稻麥草造紙，是世界上利用草類原料最早的國家。“土紙”即草紙，在我國安徽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等地，至今還把草紙俗稱“土紙”。一般用稻麥草纖維手工抄成的紙張，質量低，多供衛生用，“故不可作文書”。關于藤紙，據張華(公元232至300年)編的《博物志》一書中記載：“剡(音善)溪古藤甚多”。 剡溪即現今浙江嵊縣一帶。該地出產藤樹，又有溪流江河，是發展造紙業的好地方。藤紙因是用藤樹皮的長纖維造成的，故質量較高。
在北方，造紙原料從麻擴大到楮皮。楮就是構樹，也叫谷樹。系落葉喬木，開淡綠色花，果實呈紅色，皮部纖維強韌。
公元五世紀北魏賈思勰所著《齊民要術》一書內有專章介紹楮的種植方法和情況。賈思勰做過高陽郡(今山東境內)的太守。他寫的這本書是對北朝所管轄區域內農副業生產的總結。其中著重指出，種楮是為了給造紙業開辟原料來源，用楮造紙的第一道工序是通過蒸煮剝取楮皮，它可作為商品出售，收益很大。這就是南北朝乃至以后若干年，推廣楮(皮)紙生產的歷史背景。農家常把加工后的楮皮出賣給造紙業，造紙業獲得了充裕的楮皮原料。于是楮皮紙就在社會上大大流行起來。
南北朝時有個叫張永(?～475年)的人，能自制紙墨，他造紙取其紙面平滑流利便于行筆。據《宋書》載：“張永有巧思，紙及墨皆自營造，上每得永表，啟輒執玩嗟自嘆，供御者了不及也”。這說明，鉆研造紙技術已受到人們的重視，民間所造的紙張，有的甚至比皇宮所用的紙還要好，張永能常給皇帝上書，在封建社會里當然不是普通人。與其說是他“有巧思”，不如說是幫他造紙的工匠有智慧。
晉代以后，直至南北朝，我國造紙業獲得了較大的進步。史書上有記載，面且又有傳世和出土的實物佐證。如果我們把晉代紙與漢代紙加以對比，即可看出：兩種紙的質是有著明顯的不同。
例如現存故宮博物院內的《平復帖》，是用晉代麻紙所寫，它比寫有漢隸字的額濟納紙要好得多。從而使我們知道在造紙業發展中，這個時期紙的質量已有了較大的改進。
晉代的文化事業較為發達，讀書、抄書、藏書之風日盛。據記載：晉初(公元289年)有官書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；宋元嘉八年(公元431年)有書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；梁元帝時(公元552至555年)在江陵有書七萬余卷……。至于私人藏書也漸漸地增多。晉代的郭泰私人藏書五千卷。張華(公元232至300年)搬一次家，就車載書籍三千乘(輛)。梁武帝(公元502至549年)時“四境之內，家有文史”。(張秀民：《中國印刷術的發展及其影響》)。這都是造紙業發達促進文化事業發展的結果。
因為只有在價廉、適用的紙張能獲得充分供應的情況下，才能普及、提高人們的文化知識。當然，這跟造紙工匠的辛勤勞動是分不開的。
紙張的大量生產與應用，使竹簡、木牘、縑帛逐漸縮小“世襲之地”。由于紙的運筆效果比竹木好得多，書法開始流行起來，王羲之(公元321至378年)和王獻之(公元344至488年)都是東晉時代著名的書法家。相傳王羲之做永嘉的太守時，常臨池學書，池水盡盤。后來，北宋的畫家米芾(公元1051至1107年)曾寫了“墨池”兩個大字，立于池側，作為紀念。他們寫字所用的紙，雖然叫做“布紙”，其實是用廢麻布所造，也就是麻紙。王羲之有一次送給謝安(晉代大官)麻紙九萬張，可見那時已能大量生產質量較好的紙張。
紙張普遍應用后，抄書之風流行。保護紙張的問題也提出來了。
紙張除了要受水、火、老鼠等災害之外，還會遭受“書蟲”(又名蠹魚，即毛衣魚)的蛀蝕。人們為了與蟲害作斗爭，發明了保護紙張和書卷的各種辦法。
葛洪（公元281至341年)用黃蘗汁浸染麻紙，在此基礎上，又發展成把紙進行“入潢”處理的方法。西晉陸云(公元262至303年)，給他哥哥陸機(公元261至301年)寫信，要陸機把寫文章用的紙進行“入潢”處理，以便保存。所謂入潢，就是將麻紙放到黃蘗汁中浸一下，立刻取出晾干，這樣就得到“黃麻紙”(即黃色的麻紙)。黃蘗中含有生物堿，主要是小蘗堿(黃連素)可防蟲蛀。
此外，所謂雄黃治書法也出現了，這種方法就是把雄黃或雌黃磨成極細的粉末，和以膠料做成“墨錠”那個樣子。用的時候把它放在石板上研磨成黃汁，用來涂去黃麻紙上寫錯的字，另行重寫。
黃麻紙能防蟲，又有改寫錯字的輔助方法，從而提高了紙的實用性。東晉末(公元397至418年)安帝的太尉(相當于丞相的官職)桓玄下令說：“古者無紙故用簡，今諸用簡者，宜以黃紙代之”。至此士大夫階級作書和官府的公文都改為用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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